網(wǎng)友解答: 金庸，重在一個“俠”和“義”。多少唯美的俠骨柔情，跨世際的愛恨情仇，凄慘婉約的曠世情緣，甚至沒有疆域之風的大愛，是金庸一生的追求。二月河，寫的是一個王朝的縮影。許多的情節(jié)，二

金庸，重在一個“俠”和“義”。

多少唯美的俠骨柔情，跨世際的愛恨情仇，凄慘婉約的曠世情緣，甚至沒有疆域之風的大愛，是金庸一生的追求。

二月河，寫的是一個王朝的縮影。

許多的情節(jié)，二月河都是參考史料，考查取證，在加以自己的見解，對歷史進行了自己的演義。

所以說，金庸和二月河，不是一個層面的論證者，不能非要比個高低之分，文無第一嗎？

再者說，金庸是俠之大成者，寫的驚風雨，泣鬼神。二月河是史考演義者，重在史實，兩人不在同一起跑線上。

金庸勝在大愛無疆，二月河勝在史料翔實，真所謂，春花秋月，各擅其美。

如果從反饋客觀歷史的角度來說，二月河無疑要比金庸更準確，也更有品味。

二月河原本不是一個聲名卓著的作家，就是因為其一手書就的《落霞三部曲》而蜚聲文壇，康雍乾幾代帝王的治國理政、生計家邦等瑣瑣碎碎零零散散，讓二月河躋身到大作家的行列，成為了可以和任何一個現(xiàn)代作家爭鋒奪槊的專職文史類作家。

二月河在書寫這段歷史的時候，還是經(jīng)過了砥礪銘心的鉆研和考證的，基本都是事出有因，查有實證，和那些官稗野史道聽途說是有本質(zhì)性區(qū)別的。這一點，金庸卻無法做到。

二月河雖然被人們稱之為體制內(nèi)的政言型作家，其作品大都符合上層觀點論調(diào)，帶有突出的政治傾向性，但其為文治學還是相當嚴謹?shù)?，這一點也就可以將其同一般野史性胡言亂語明顯界定開來。

而金庸先生，則是一位消遣性暢銷小說作家。他書寫的目的無非是從一些官稗野史中找到人們茶余飯后的談資笑料，供人們愉悅消遣所用，自然在客觀性存在感方面不能和二月河相提并論。后來雖然寫得大發(fā)了，連篇累牘的依法炮制，但都免不了搜羅網(wǎng)納的嫌疑，甚至可以計白當黑，顛倒本質(zhì)，純粹為了人物而人物，為了事件而事件，這一點無論如何也無法同二月河比肩而立。

但不能否認，金庸也是一位學者型作家，也對一些史實資料做過研究和探索。但他的研究和探索綜歸是淺嘗輒止的，沒有那么系統(tǒng)，更沒那么具體細化，他所要突出的，是某個歷史時段的個人，加上一些光怪陸離的花邊新聞，拼湊成一部部所謂的大作。嚴格意義上來說，金庸的作品連嚴肅文學都算不上，只是流于通俗性的暢銷文本，不具有典型的史料價值和歷史意義。

金庸一直強調(diào)俠之大者為國為民，其實就是在給自己的作品尋求人們認知的共同點，寄求人們在閱讀的快感體驗中能得到一絲歷史的滿足感和剝離感。

但可以毫不掩飾地說，金庸的文字要比二月河更受歡迎，也更有市場，難怪連某位國家領(lǐng)導人都曾請他駕臨中南海，一起嘮他的俠義小說。很多有心人還總結(jié)出了金庸作品的聯(lián)署和瓜葛，總結(jié)出“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十四字聯(lián)語，可以說將金庸推崇至極，甚至曾有人試圖把他和四大名著的作者并列，更有甚者，還有人企圖給他扣上千古一奇才的大帽子，完全壓制曹雪芹、施耐庵、羅貫中和吳承恩，這不僅是一廂情愿的恣意妄為，更是對傳統(tǒng)文學典籍和悠久的中華文化的藐視和背叛，應該受到全民的抵制和摒棄。圖片來自網(wǎng)絡(lu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