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wǎng)友解答: 理性主義哲學，顧名思義，強調(diào)的是一個“理性”。所謂“理性”，是指人的邏輯推理能力；持這個“主義”的哲學家認為，唯有人的邏輯推理能力才能認識真理。笛卡爾是近代歐洲理性主義哲學的

理性主義哲學，顧名思義，強調(diào)的是一個“理性”。

所謂“理性”，是指人的邏輯推理能力；持這個“主義”的哲學家認為，唯有人的邏輯推理能力才能認識真理。

笛卡爾是近代歐洲理性主義哲學的鼻祖。

他認為，懷疑是必需的，而且一切都可以懷疑，我可以懷疑上帝、天地、任何物體，可以設(shè)想它們都是沒有的，甚至連自己也沒有肉體。

不管我們把懷疑伸展得多遠，不管我們在懷疑什么東西，但“我在懷疑”這個事實本身，卻是無可懷疑的。

“我在懷疑”也就是“我思”，對“我思”不可以懷疑。

那么，接下來的問題是，怎樣的“我思”才是可靠的呢？

笛卡爾把數(shù)學的演繹法應(yīng)用到哲學上來，認為只有象數(shù)學那樣的，在推理上做到了明白、清晰，就能夠獲得真理。

也就是說，只有理性思維才是可靠的，不可能產(chǎn)生錯誤。

笛卡爾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哲學命題:

“我思故我在”。

“我思”，是一切真理的依據(jù)，不只人的存在，不只是世間所有的現(xiàn)象，就連“神”的存在，也必須由“我思”來作保證。

“我思”，是“我”的思，還是獨立、自主的，不受世間的信仰與權(quán)威干涉。

這個哲學思想，在以教會思想為主流思想的當時社會里，能夠促進自然科學的發(fā)展與繁榮。

本來，笛卡爾張揚人的理性與知識，等于宣布了人像上帝一樣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預示著“神”的地位的失落；可是他沒有給“理性”加以必要的限制，這樣就必然會引起了人類對自身理性的盲目自信與濫用。

“理性”也就由“神”的對立面，走向了“人”的對立面，扼殺了人性。

正如一些論著所指出的，笛卡爾身前與死后的歐洲，不斷有殘酷的戰(zhàn)爭發(fā)生，也都是一些有理性的人干出來的；而在現(xiàn)當代的西方，“非理性主義”哲學盛行一時，也有其歷史必然性。

兩次世界大戰(zhàn)，暴露了人類以強凌弱、稱霸世界的弱點，人們還目睹了戰(zhàn)爭的慘狀，流血、悲號、無家可歸、人性毀滅；于是，對用理性和科學建立起來的現(xiàn)代社會文化，不能不產(chǎn)生了懷疑。

從笛卡爾以后，理性主義哲學的發(fā)展，逐漸地形成了這樣一個趨向:

哲學的研究對象由“現(xiàn)實”轉(zhuǎn)移到“思想”，哲學的目的由“求世界的真”，轉(zhuǎn)變?yōu)椤扒笾R的真”；

真理的基礎(chǔ)在于“思想”，只要是符合邏輯的推理，似乎就是一個“真理”了；

理性由一種求取真理的方法，變成了本身就是目的。

此外，還有一個疑問。

用數(shù)學的那種邏輯推理方法來研究自然科學，當然是適用的；也用這種方法來研究人，把人也看作了“物”，可以嗎？

正如尼采所說:

只關(guān)心知識，不關(guān)心人的苦難，達不到對世界本質(zhì)的認識。

正如法國“生命哲學”家柏格森所說:

“生命之流”是不可以用理性的方法去把握的，因為理性的方法只能去把握僵死和靜止的東西，無法把握變動不居的“生命之流”。

“我思”的這個“我”，是指“理性的我”；笛卡爾把人的想象、意志、情感、感覺等無法以數(shù)學方式來把握的東西，都當作會導致謬誤的無用之物，排除了出去。

他說:

“心靈的本質(zhì)是理性。”

難道真的如他所說，“心靈的本質(zhì)是理性”嗎？

18世紀初，英國詩人蒲伯在其長詩《詠人》里，認為人是由兩種天生的能力構(gòu)成的，一是自愛，一是理性，也就是情與理。

皮杰亞在《兒童心理學》一書中寫道，“沒有一個行為模式(即使是理智的)不含有情感因素作為動機”。

人決不是一臺機器。

人的生理和心理的豐富性，決定了必須有一個情感的世界；有愛的對象，也有喜、怒、哀、樂的傾述，更有超越現(xiàn)實的對美好理想的向往，等等。

理性主義哲學還認為，世界上發(fā)生的事，用了理性的方法，都是能夠搞得清清楚楚的。

實際上，有很多的事情在人的理性思維里，甚至都沒有能夠覺察到；這也是弗洛伊德在對病人治療中所得到的結(jié)論，所以他說:

“對理性萬能的觀念，是應(yīng)該加以修證、補充的時候了?！?/p>

比如，他的研究發(fā)現(xiàn)，性本能會在無意識中反抗理性自我，達到自己的目的；如果理性想要進行控制，那只會使自我陷入到分裂、痛苦的狀態(tài)里。

1949年，梁漱溟56歲；夏天，他在重慶北培縉云山上“閉關(guān)習靜”一個多月，留下了一本日記。

8月9日寫的日記，如下:

“夜來夢中行業(yè)幾乎殺盜淫皆有表露，無始習氣深如此。”

梁漱溟晚年著文說，他到了七十、八十歲，睡夢里還會出現(xiàn)風花雪月的事兒。

夢里的事兒，他的理性能夠禁止嗎？

梁漱溟一輩子可是一個規(guī)規(guī)矩矩、正氣凜然的人；他年輕時還想過獨身呢，不象我一樣，那么多年來都想找到個老婆，臨到老了，說話還是老不正經(jīng)的。

1914年，梁漱溟22歲；他在寫給舅父張耀曾的一封信中，說道:

“所謂年來思想者，一字括之，曰佛而已！所謂今后志趣者，一字括之，曰僧而已矣?！?/p>

信中所說真實地反映了他在年輕時的思想傾向；他還想過出家呢，將他后來的所寫與之相對照，可見人的一些藏在深層的本能，是難以消除的。

有一次，我在寧波的月湖公園里面坐著，忽然想起了梁漱溟說的事兒，就做了一個檢驗。

我回想我在剛才坐著的時候，走過的女人看了幾個。

具體的數(shù)字也不好意思說了，難道我就是有那個意思嗎？沒有的。

如果我不及時地加以注意，連自己都不會覺察到呢；而且即使是及時檢驗了，一定還會有遺漏的。

這個事難道不是“非理性”的潛意識在作怪嗎？

再舉個例子。

人體需要什么主營養(yǎng)成分，人的理性功能，當然是可以通過科學儀器來測算的。

但，我現(xiàn)在想進食了，是否一定需要依據(jù)營養(yǎng)教科書來確定呢？是依照囗味來決定，“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還是“不想吃什么就強迫去吃”呢？

我們在生活中、在社會上，也會遇到不少的事情，都需要作出選擇。

薩特說:

在人們的思想和行為中，根本不存在一個普遍的價值標準可供參照或限制，用以指導人們進行選擇；人們只是聽任自己的本能的情感因素來隨意進行選擇。

他有一個學生，曾經(jīng)面臨這樣的一個困惑:

是上前線去打擊法西斯保衛(wèi)國家與民族，還是留在母親身邊？

選擇前者，符合忠于國家與民族的道義和責任，卻會使母親的生活難以為繼。

選擇了后者，又必然要背離愛國主義的道義和責任。

無論哪一種選擇，都會引起他在道德和心理上的不平衡。

薩特認為，解決這種難題在理性的范圍內(nèi)是不可能的，任何人也無法先驗地回答他。

現(xiàn)當代一些哲學家，甚至反對把自然界和自然科學問題作為哲學的研究對象；要把哲學歸結(jié)為對人的研究，包括人的命運、價值、前途等。

他們還否認了理性的作用，認為諸如人的情感、意志等，才是人最初的存在與本質(zhì)。

僅僅看到人的理性思維能力，固然是一種片面性；但，否認了理性，認為只有“非理性”才是人的本質(zhì)，恐怕又會走向另一個極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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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是相對感性來說的。人用感官認知，而感官會由于自身的局限而對同一感受對象得出不同的“感受”。就像甘蔗、橙子、蘿卜三樣食物，如果先吃甘蔗再吃橙子，會感覺橙子“不甜”；如果是先吃蘿卜再吃橙子，就會感覺橙子“很甜”。其實橙子的“甜度”是一致的，可由于味覺受到干擾，就會受“騙”得出不同的感受。理性就是不受感官的誤導，得知橙子“甜度”一致的能力。非常搞笑的是，理性雖不受感性擺布，但理性卻又始終無法超越感性的邊界——否則，是誰來感知“理性”呢？